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逍遥子 |
2005-10-26 18:01 |
巴金家何处
郑光路
嘉兴祭祖
1923年4月下旬的一天，春光明媚，成都望江搂下杨柳依依。19岁的巴金和20岁的三哥李尧林，将乘船东下。
到码头送别的二叔和大哥对巴金兄弟说：“你们这次离家求学，到上海后抽空去趟浙江嘉兴老家！”
轮船顺长江而下，一月多月后李家兄弟到了上海，找到了在《新申报社》谋事的远房堂叔李玉书。
两天后，也就是1923年6月3日，由大叔李玉书陪同，巴金弟兄俩到浙江嘉兴，来到四伯祖李熙平家。
李熙平已80岁，是个须发皆白的私塾先生。这天下午，四伯祖特别买了些酒菜款待从巴山蜀水远道而来的两个侄孙。巴金急切地问：“四伯祖，我们祖辈老家在哪里？”
李熙平喝了一小杯酒，拉着两个侄孙的手，泪湿老眼：“我们李氏祖籍浙江嘉兴县，世居甪里街。你们的曾祖父叫李璠，清嘉庆二十三年，李璠随他父亲李文熙游宦入蜀，后来定居四川，才有你们祖父李镛、父亲李道河……”而嘉兴李氏呢，李文熙有个兄长叫李寅熙，别号秋门，晚年一直住在嘉兴，是一位风雅诗人，著有《秋门草堂诗钞》四卷。李寅熙无后，以李文熙次子李玑为嗣，这一支在嘉兴繁衍不息……迁蜀后的李家人，比我们嘉兴李氏还人丁兴旺啊！李家甪里街旧居，现在当然早没有了，但郊外塘汇还有个李家祠堂。”
两天后，由四伯祖李熙平和堂叔李玉书引路，四个人坐船去嘉兴近郊塘汇镇祭扫李家祠堂。湖面宽阔，碧波连天，摇橹唉乃声声，彼情彼景，让人留连忘返。
到了李家祠堂，情景苍凉。在巴金1925年写的一篇《塘汇李家祠堂》残稿中（此文未收入巴金著作），他满含伤感这样描述：
“由四伯祖口中才知祠堂因斐卿二哥管理不善，加以年久失修，实在败坏不堪。并且斐卿又吸鸦片烟，有时没有烟钱，便把词堂的东西拿去变卖，到了现在简直不成样子了……我一团火热的心听了这话已冷了一半，我们梦想的嘉兴祠堂原来是这样！” “到了一个地方的门口，又像破庙的大门一样，然而这里却很狭”，“路是不平的，两边堆着碎石残瓦。天井中没有石板，是泥地，走上石阶约十余步，便是神龛，神龛中放着神主，外面嵌满了玻璃，玻璃窗上已生满了尘埃……神龛前放了一张破烂的桌子”，“屋顶是漏的，抬头可见着青天……这就是我们的祠堂！”
就是这个破败的李家祠堂，这时也被族兄斐卿租给人家做缝纫加工坊了，这个吃鸦片烟的老兄甚至连祠堂大门也典当出去了。巴金兄弟俩都很失望：“这就是我们嘉兴老家吗？”
四伯祖将蜡烛燃起，他们祭奠后，巴金怏然写信回川告知祠堂的可怜现状。
不久，由二伯父李清城出资，委托嘉兴族人修复祠堂。这时，巴金兄弟俩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。
1924年1月13日，巴金兄弟第二次到嘉兴，看到了修整好的祠堂。祠中供着李氏始祖及李忠清等牌位。墙壁上新嵌石碑刻着“蓉洲二伯祖”出资建祠堂的缘起；为防止管理祠堂的族兄斐卿再典当供桌，新供桌用砖砌成。祠堂大门已赎回来，怕斐卿再拿门去当，巴金叫来一个木匠，用铁钉铁圈把门钉牢。
巴金兄弟这次回嘉兴，稍感安慰。巴金在四伯祖李熙平家又住了10天，经常带堂妹李德妤和李德娴去槐树头玩、买玩具皮球。到1991年，80岁的李德妤回忆起当年巴金，笑道：“堂哥人真和善，就是四川话有点难懂。”
祖辈入川
巴金祖辈入川详情，至今似尚未见专文。笔者根据各种零散资料，现简单归纳如下：
巴金高祖李文熙，号介庵，先随伯祖李秋门离原籍浙江嘉兴到北京，得交当时名士张船山等人，后来又被山西一个姓马的官员所聘，当了十多年的家庭教习。马氏子弟应试及第。李文熙也因此受到回报，受姓马的保荐，捐了个前程，在1818年当幕僚入川。
李文熙当过青提渡盐场大使、崇庆州同知等职，后定居成都。清代同知、通判为州府一级的佐贰官，同知大致相当现在副市长。看来入川后李文熙宦途还顺，从幕僚熬出了个有品级的朝廷官员。
巴金曾祖父李璠应是随父李文熙一起入蜀，也当过幕僚。巴金1980年4月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道：“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《醉墨山房仅存稿》，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遗著，他是作‘幕友’从浙江到四川的……” 根据巴金这个回忆，可以想像李璠仰承上司鼻息的“幕友”身份。他后来虽熬了一任县官当，也买了些田地，但数量不多。
此后是祖父李镛，也做过官，而且发了许多财。在戊戌政变前，他在成都正通顺街购建了森严堂皇的“李公馆”，后闲居在家。巴金曾这样回忆李镛：“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他在曾祖死后，做了多年的官，后来‘告归林下’，他买下了不少的田产，修了漂亮的公馆，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。他结过两次婚，讨了两个姨太太，生了五儿一女(子：李道河、李道溥、李道洋、李道沛、李道鸿；女：李道沆)，还见到了重孙。”
巴金父亲李道河，当过清朝四川广元县最后一任知县。巴金已是李氏一支迁蜀后的第五代人了。
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：巴金高祖李文熙，熙字与“火”有关；曾祖李璠，璠与“土”有关（玉通土）；祖父李镛，“镛”字与“金”有关，李镛有李道河等五子一女，名字之中都有“水”；而巴金（李尧棠）及他兄长们，名字中都有“木”。这明显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的影响，我早年业医时就常背诵“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”。很可能李文熙自入川后，就已定下为后辈取名的“五行相生”的顺序，以祈求在四川能子孙繁衍、生生不息……
高祖愿望没落空。仅巴金这一代，巴金就有两兄、两姊、两弟、三妹。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，兄弟姐妹三十余人，男女仆人四五十人。这就是被巴金称之“二三十个‘上等人’和二三十个‘下等人’”的大家庭……
“家”难寻
1966年8月，大概巴金感到文革发难大祸临头，他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，共一百多封，还有1923—1931年之间的家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及其它许多抄本。加之巴金对自己的家世少有提及，因此不管上文叙述的其祖籍及前辈入川事略，还是他和三哥两次到嘉兴祭祖的事，都鲜为人知。
1985年12月14日，《嘉兴科技报》总编丁士选先生接到老朋友、新中国第一代水利专家，原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汪胡桢的一封信。信中说：1955年中国派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，郭沫若为团长，巴金和汪胡桢都在代表团内。途中闲谈，汪胡桢说他是浙江嘉兴人，巴金告诉汪胡桢自己也是嘉兴人，是后来定居到四川的。汪胡桢在信中说，但巴金祖居究竟在何处，已记不清了，可能是杨柳湾，要丁士选查实一下。还说：“如调查属实，真的可算是一条大新闻了！”
丁士选立即查阅了有关巴金的文章，丁士选说，在他所看到的巴金著作中，也没有丝毫提及过嘉兴是他祖居地之类的话。直到文革结束后，巴金《真话集》中有篇1978年写的《西湖》，才讲到过：“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”。这书1979年8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，当时国内看到的人还不多。
丁士选还带一名记者走访杨柳湾，访问百岁老人，但也没有结果。想到巴金还健在，于是通过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社转交给巴金寄了一封信。没想到就在发信当月26日，巴金即亲笔回信：“来信读悉，我出生在成都。至于我的‘家世’，我在随想录《真话集》中写着。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（我的高祖李介庵去四川），在嘉兴，过去（在塘汇）有一所李家祠堂，在四川老一辈的人同嘉兴的家族有过一些联系。1923年我到过嘉兴两次，住在一位伯祖父的家里，他年过八十，还作过私塾老师，在家中授课……我有病，写字困难，不多讲了，请原谅。 附笔：伯祖父的名字我也早忘记了。”
近八十高龄的巴金抱病写信，《嘉兴科技报》编辑部同人们很感动。丁士选先生由此而感叹：“凡炎黄子孙，对自己祖先生地都有一种浓厚情谊。这位世界文学巨匠，也不例外，亲自给祖地报社写这封信这件事，本身就流露出了他对自己祖籍的深情。”
1987年11月20日，原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嘉善黄酒厂副厂长蒋泳清到上海参加黄酒节，到巴金家送黄酒让巴老品尝。巴金对他说：“我也是嘉兴人”，并拿出新出版的《探索集》，签上名后送给蒋泳清。
为考证巴金的祖籍在嘉兴，嘉兴市志办副主任徐云飞和编辑陆明，多次去上海和几下市区东郊逐村访问，最后在塘汇镇西找到李家祠堂得以证实。巴金得悉后十分高兴， 1991年1月9日，巴金向嘉兴市赠送了他1925年写的《塘汇李家祠堂》手稿。此文系巴金于民国l3年(1924) 初在南京写的札记,记述了去嘉兴祭扫祖先祠堂的情形,写毕即寄回成都家中, 从未发表过。1991年2月23日，《嘉兴日报》副刊才首次发表此文。
于是自本世纪以来，不少人纷纷来嘉兴和塘汇镇。
笔者于2002年秋专门去了嘉兴，但很失望：要找到巴金笔下李家祠堂的一片残瓦都不现实！有一位85岁的老大爷，曾多次接待过寻找李家祠堂的人，他经常带人去看“巴金当年下船的地方”、“当年喝茶的茶楼”，其实犹如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，至今其实是什么也没有——祠堂早已毁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！
巴金的侄孙李斧也从美国来嘉兴，请朋友帮他查找李家的“祖坟”。朋友查遍《嘉兴地名志》，查李家坟所在的“东栅公社”老地图，走访当地农民……但那里已拆迁搞开发，现已成为“泾河花园”大搂房。
嘉兴市如今却很看重巴金祖籍这个“文化资源”，2001年在嘉兴甪里街民丰会堂对面大榆树下，修了一座“仰甘亭”，旁边的碑上写着：“文学家巴金，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，生于四川成都，祖籍浙江嘉兴。据巴金曾祖父李璠撰《先府君行略》：李介庵（即巴金高祖李文熙）‘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，世居甪里街'。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立。辛巳年夏。”
但是，巴金生于成都长于成都，成都人说：成都是巴金真正的故乡。正通顺街上，有巴金的故居，成都百花潭公园有个1987年“仿建”的巴金慧园，成都龙泉驿巴金文学院2004年又建了个 “巴金故居模型”。
当然，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代文豪，巴金已经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。我们记住巴金，读他的作品，感受他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，也许才是巴老真正的家。(原载《百姓》第9期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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